《转折年代:中国·1947》2.为什么国共的军事状态发生了对调

《转折年代:中国·1947》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军事方面,1947年的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状态,蒋介石由志在必得变成了忧心忡忡。那么,在1947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做对了什么?

转折年代:中国·1947读书笔记

《转折年代:中国·1947》 读书笔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接收地盘,打通交通线路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军队排除异己,驱逐东北、苏北、山东、华中等地的共产党力量。1947年这一年间,国共双方发生的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因此而起。我们能看到,两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军事思维:国民党企图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而共产党的思路是消灭对手有生力量,保存实力灵活作战。我们还是在具体的案例中看。在国民党攻占延安后,1947年发生的主要战役有陕北一战、孟良崮战役、挺进大别山以及北线战役,我这里重点跟你讲讲陕北一战。

1947年3月,蒋介石派胡宗南率领二十五万人攻占中共中央根据地延安。国共兵力悬殊,中共自然不可能采取死守延安同胡宗南军决一死战的打法,于是毛泽东断然决定撤出延安根据地。很多共产党的干部想不通,离开大本营延安,感觉像是失去了家。毛泽东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19日上午,边区解放军部队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队进入延安,他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也说,国民党“进攻延安,结果虽占领,实际是扑空。”

对胡宗南来说,占领延安看似是一场胜仗,是天大的喜事,其实这是灾难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击破。胡宗南的部队正处于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境地。撤出延安前,毛泽东就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中共中央不东渡黄河,仍然留在陕北。他说,“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西北王’,其他战场就能减少不少压力。”

而此时蒋介石却不了解共产党的想法,和胡宗南联系时,蒋介石把关注的重点,完全放在是否有重要虏获,中共首脑人物去向何在之类的问题上。可想而知,胡宗南一个也答不出,因为解放军的主力十六万人似乎一夜间突然消失了。领导西北野战兵团的彭德怀为了迷惑胡宗南,派第一纵队的一个营伪装主力,故意暴露于延安西北地区,使胡宗南误以为解放军主力正在向安塞方向撤退,于是胡宗南紧急指挥追击。而彭德怀再次看穿了胡的意图,把西北野战兵团全部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决心引君入瓮,打一场歼灭战。

青化砭地形奇险,两侧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是伏击战的好战场。由于这里有当时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胡宗南军一定会打通这条公路,因此彭德怀早就侦查好了地形,布下袋型阵地,由于陕北的群众条件好,老百姓帮助严密封锁消息,胡宗南军对解放军主力的行动竟然毫无察觉。预伏部队从东西两面山上侧击下去,仅仅一个半小时,就干净彻底地歼灭了三十一旅的敌人。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解放军前期细致的考察,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和“慎重初战”,“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后来,解放军在撤出延安后短短一个多月内,一共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四千人,稳定了陕北战局。

对于这次失败,蒋介石非但不进行战术和战略上的具体反思,反而指责部下不肯自我反省,认为造成军事失利的原因在于前方将领没有听他的话。他说,“我亲手订的计划,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你们这种心理状态就证明了你们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

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山东战场上的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全部美械装备,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特种训练。抗战胜利后最早由美军协助空运到南京,有“御林军”之称,是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主力。他们自称,“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

如果能歼灭七十四师,就能迅速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七十四师是重装备部队,鲁中山区的地形让武器不但不能发挥威力,还成了拖累。基于这些判断,领导华东野战军的粟裕决心一改以往先攻弱敌或者孤立队伍的打法,大胆采用“猛虎掏心”的办法,从中央切入,切断七十四师同友邻部队的联系。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解放军全歼了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连同各路狙击战,共击毙、击伤、俘虏国民党军队32000多人。

不管是陕北还是孟良崮,都是在解放区发生的战争。陕北和山东两个主要内线战区,对解放区根据地消耗极大。194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依然猛烈,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不如国民党军队的时候,立即用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大别山。这个行动,相当于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策,也是一步孤军深入的险棋。

由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二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威胁武汉南京,成功牵制山东和陕北的国民党军队。这以后,解放军另外两支大军,从刘邓大军的左右翼相继南下,三路大军互相呼应,互为犄角,在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形成了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阵势,使得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前进基地。从此,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这些战役看下来,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作战风格上有两点是截然不同的,一是领导方式,二是战略方针。

先说领导方式。蒋介石会规划好进军路线,国民党军的前线将领每一步都得按照“中正手谕”来办。国民党将领郝柏村说,“蒋公领导风格,事无巨细,都常详尽指示或手令。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蒋公指示过详,未必与第一线情况相符。”孟良崮战役的失败,就和后方指挥与现实战况脱节有关。而对于国民党将士们来说,不听命令要治罪,还不如听命令,这样打了败仗也怪不到自己头上,这种心态最终限制了一线将领的斗志。不同于蒋介石的规划,毛泽东给一线将领的电文,都是让将领们不要事事请示,具体情况临机处置。

战略方针上,蒋介石采取了“占领据点,以点连线”来分割共产党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似乎很合理,为什么失败了呢?蒋介石认为,占据城市交通要点,就能阻止解放军行动,分割击破。但为了占领城市,就要分出驻军的兵力,反而先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而共产党相信“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每一个局部都形成绝对优势兵力,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作战风格,当时不为国民党军国防部所理解,除了个别国民党高级军官警醒,南京方面直到1948年才有所觉悟,但为时已晚。军令部长和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日记里写道:“恐我怠惰而敌悉力,我骄玩而敌勤奋,能延长战局尚属幸事。”在国民党几位核心人士的日记里,国民党军方1947年初的军事自信,经过几场大战后,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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