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2.国共两党军事统帅的战略指导方针

《决战》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我们知道，战略决战的胜败不能单纯从军事这一个角度来考察，它通常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特别是由人心向背这个根本因素所支配。不过，如果我们跟着金老的讲述，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就会发现，军事统帅的主观指挥是否正确，无疑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双方军事统帅指导作战的战略方针根本不同。蒋介石以夺取地盘为主要目标，力图先夺取重要城市，进而控制交通线。而毛泽东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简而言之：蒋介石要地，而毛泽东要人。

金老在书中指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植于双方代表的不同社会力量，几乎贯穿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国共两党军事统帅是如何应对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略决战的。

时间回到1945年8月，全国民众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中，渴望能开始国家的和平建设。而蒋介石心里却急着另一件事，那就是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

要知道，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是有悖人心的。正所谓“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有这样底气能够赢得内战的胜利呢？

其实他有这样的信心，是有客观依据的。那时候，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确实悬殊。我们前面说了，首先，是兵力优势。抗战一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人，而共产党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4：1。

其次是武器装备，双方差距更大。国民党军队约有四分之一为美械或半美械装备部队，又在受降中接收了侵华日军一百多万人的武器，拥有共产党军队所没有的坦克、重炮、飞机和海军舰艇等。

再者，国民党还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而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

所以，在蒋介石看来，优势显然全在国民党方面。

于是，他安排自己的几个部下分别拟定剿共计划。书中提到，时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认为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来一步步消灭共产党。而另一边陆军一级上将陈诚则提出，只需六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采纳了陈诚的计划，免去何应钦的参谋总长职务，改由陈诚继任。

至于到底怎么个打法，蒋介石也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认为，要以现代化工业为基础打赢内战。共产党军队跑得再快也赶不上火车汽车，无论靠什么山川险阻也经不起飞机的轰炸。因此他主张，对付共产党军队要从“夺取重要城市和控制交通线”下手。

1947年5月蒋介石在做报告的时候强调，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因为城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国民党占领重要城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那么即使共产党军队有广大的正面，也会被国民党分割、截断，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对于这个战略指导方针，蒋介石充满信心。随后，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倚仗自己的兵力优势，打通了一些交通线，夺取了解放区许多重要城市。尤其是先后占领了苏皖边区的首府江苏淮阴、山东根据地的首府临沂，以及延安。这一系列军事成果都让他兴奋不已。蒋介石认为，这是国民党取得的巨大胜利，一再地在很多场合夸耀这种胜利。

但是，你注意啊，同样一盘棋，在毛泽东看来，局势却恰恰相反。

为什么这么说呢？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他的战略目标不是地，而是人。具体来说就是，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毛泽东认为双方有生力量对比的消长，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细心观察国民党军队的长处和弱点，从我军作战成功或受挫的实践中，总结能够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向党内作出指示，明确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可是，说放弃就放弃哪有那么容易。撤离一些重要解放区，客观情况下确实带来了不少困难。比如根据地缩小或被分割，使部队打运动战的回旋余地减少，如果不慎，还可能因孤立缺援而被各个击破。再比如，后方供应基地遭到破坏，部队的弹药和粮食的补给常常会遇到困难。

还有一些重要城市的放弃，也容易使士气和民众心理多少受到影响。解放区的干部和官兵大多是本地人，看到家乡受到蹂躏，难免会出现某些思想混乱以至埋怨情绪。尤其是在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决定不和敌人硬拼，断然撤出延安的时候，相当多的干部心里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像撤离了延安就不得了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撤出前，毛泽东对部分领导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就是说，有了人之后就算目前没有地盘，以后也会有。但如果光想着要地盘失去了人，那恐怕地盘和人都要保不住了。毛泽东紧接着又说：“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这番话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拥有“壮士断腕”的魄力以及他对战争形势清晰的判断。要知道，蒋介石占地越多，兵力越分散，背上的包袱越重。这样一来，正便于共产党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一步一步地削弱并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致认为，付出地盘的代价，必将换得战略上的主动，一步一步地改变敌我形势，为下一步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条件。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值得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内，共产党军队就以放弃几十个中小城市为代价，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二十五个旅，还使他们差不多半数的兵力从进攻部队转变为防备部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敌人从握着拳头出击，变成伸开的手指，便于我们一个个切掉它。

1947年2月，国民党以重兵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时，共产党军队主动撤出临沂，悄悄地隐蔽北上，一举包围了从胶济铁路孤军南下的国民党军，三天内共歼灭五万六千多人。这个战况气得国民党司令官王耀武直接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产党军抓，三天也抓不光呀”。

到了1947年6月，共产党军歼灭国民党军共一百一十二万人。国民党军到处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付目前的局势了。

实际上，关于人的这笔账，毛泽东分析得很透彻。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在战略方针中指出，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能够取得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毛泽东说的“全歼”，不是指的全部杀死，而是指把敌人的人转化为自己的人，接受投诚、改编也算歼灭。

毛泽东认为，全歼，一是在士气上，可以振奋人心，二是在人数上，不仅能够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同时也意味着可以把敌军的有生力量转化成我军的有生力量。这样一来，双方兵力上的差距也能够被大幅度的缩小。

不过，问题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兵愿意成为解放军呢？最后这都是要上战场真枪实弹打仗的。

为此，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的研究总结，开展了一场“新式整军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开“诉苦大会”。

人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人心上来解决。很多被俘虏的原国民党士兵和解放军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少人还是被“抓壮丁”抓到国民党军队里的。因此开诉苦大会的目的，不光是让这些兵倾诉自己内心的苦，还要追究苦根，苦从何来。这样在思想上，才能真正转过头来，同人民解放军一起战斗。

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评价“诉苦大会”这种方法时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他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或是政委的任何说话都更有感染力。经过诉苦教育后，约有一半国民党俘虏兵加入解放军，双方兵力差距大幅度缩小。

实际上，国共双方军事有生力量的消长是一点点积累，逐步显现出来的，最初很少有人意识到。1947年年底，毛泽东意识到战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报告一开始便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解释道：“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

可见，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判断，是对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的大判断。尽管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明朗和不确定的因素，但他看清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

而此时蒋介石这边，仍忙于应付一个一个地区的战况，他依然抱着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大城市看得很重，不能对战争局势进行全局性的准确分析，更谈不上能洞见它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深感兵力不足，自顾不暇，但蒋介石仍然对实际情况懵然无知，甚至在得知消息后甚感意外。

双方军事统帅的战略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