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了先民,一代一代地这么流传下来,形成了特别多独有的文化。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尤其是读到费先生在这本书里写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绝对是熟人社会。中国人对于签字画押是特别不习惯的——要是有什么事让你签个字、摁个手印的话你就知道了。你看阿Q,学摁手印、画那个圈的时候,就老觉得画不圆。因为没画过,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要签字画押呢?中国人更相信的是打招呼:让三叔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二舅去打个招呼。谁跟他认识,咱们是熟人,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和外国的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不习惯签合同,他们就觉得我答应你的事我就是答应你了,没问题,你放心,这个我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西方人受不了,西方人说,你别嘴上说啊,你必须给我签字。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而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对于信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靠打招呼的熟人社会。
乡土的“土”不代表着笨。有时候我们看到农村来了一个大爷,到了城里边连过马路都不会,很多人嘲笑他,说他笨手笨脚的。但是费孝通先生说,他只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他没见过汽车,当然不会躲。但是你要是到农村去看看,这个大爷看到蚂蚁搬家,立刻就知道扛起锄头,到地里边去挖一道渠出来,因为要下雨了。城里的人还傻呵呵的什么都看不到呢。他们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对于植物、动物的了解,对于危险的预见性等等,那都是非常聪明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土这个字和笨划上等号。这在当年就是这么认知的,在今天也是一样,只是他们生存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同样持有这个观点的,我们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本人类学的巨著。在这本书里边作者也指出了一个问题,非洲的那些人笨吗?其实未必。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很有可能生活在非洲的那些岛屿上、草原上的那些人经过的挑战和淘汰更大。从智商上讲,有可能他们会更聪明,他们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觉得无所适从而已,这个和笨不划等号。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乡土的特色,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色调。
在40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热衷过“文字下乡”,因为那时候识字的人不多。不像今天,今天咱们的文字早就下乡了。费孝通先生讨论那时候文字下乡的问题。他说其实在农村,文字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为什么呢?按照社会学的定义,这个村子里的人是“面对面社群”,没有谁不认识谁的——是谁家的狗你都能认出来,所以说话的时候往往不需要特别多的语言。
侯宝林先生有一个相声,就是学各种地方的人,晚上起来上厕所互相问答的场景。说到河南人的时候说,谁呀?外边人答,我。这就完事了,问的人和答的人其实都知道对方是谁了。如果在一个陌生社会当中,这样节省的语言表达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很多村妇聊天时会这样说话:“我觉得那个人有点那个。”然后另一个人说:“什么呀,我觉得是你有点那个。”她们说的是什么呀?没关系,这两个人心知肚明。她们可以用“那个”来指称几乎所有一切她们看不惯的东西,这都行。所以语言文字在农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用途。
但是到了今天肯定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城镇化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再没有语言文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在40年代、50年代的那个时候,就是农业,就是小农经济,大家扛着锄头下地,可能一两千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过。所以文字在农村派上用场的地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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