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小孩》1.友好小孩:精神独立,天赋自由

《你好,小孩》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樊登:各位好,今天我们的作者光临请到了一位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小萌老师是前央视节目主持人、《东方时空》的著名主播;作为陌生人呢,她是一个作者。李小萌写了本新书,叫作《你好,小孩》。

《你好,小孩》读书笔记:

我先说说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我觉得你给中国的家庭教育描绘了一个同心圆。就是要对孩子友好,然后怎么做一个友好的妈妈、怎么做一个友好的爸爸、怎么做一个友好的家庭、怎么做一个友好的学校,最后是怎么创建一个友好的社会。

这个让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过去西方有一句话叫作It takes a village,就是需要全村的力量才能够教育好一个孩子。所以迫不及待地把你请到我们作者光临来。

李小萌:谢谢!

樊登:跟大家讲讲你是怎么构思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提出“儿童友好与合作养育”?

李小萌:我觉得,一个孩子的长大,一般我们会觉得是一家的事,或者一对爸爸妈妈的事。但是当我用十年的时间把我的孩子渐渐养大,我发现它不是一件妈妈一个人焦虑、一个人努力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特别需要你用两个视角来看待养育这件事,一个是你要真正去观察和体谅孩子在每个不同的成长阶段的特点、心理、心智模式;另一个角度也特别重要,就是你能不能观察自己。你的成长历程带给你的思维习惯、某些心理暗示,都会作用在每一个你跟孩子相处的瞬间当中。

如果妈妈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去面对这个过程,但周围的系统不能给到她一个相应的支持,她会更加辛苦。有一个中国家庭模式的公式叫“缺位的爸爸+焦虑的妈妈=失控的孩子”,我觉得细想起来还真是有道理的。

樊登:很多爸爸虽然在家里生活,但是好像总是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家,然后早上起来消失了。

李小萌:你不是这样的爸爸吧?

樊登:我天天在家待着。

李小萌:你是到位的爸爸。

樊登:我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

李小萌:爸爸妈妈要有合作,然后现在因为和姥姥姥爷或者奶奶爷爷在一起生活,这又有了隔辈人之间的合作。当孩子从家庭逐渐走向广阔的社会——幼儿园和学校就像是一个中转站一样——这个就是家校之间的合作。包括孩子走向社会,他在每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比如公共汽车上、博物馆里、电影院里,他都是在感知这个社会给他一个怎样的态度,他将来要反射一个怎样的态度给到别人、给到这个社会空间,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樊登: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里边讲到,你有一次带孩子去纽约逛博物馆。那时候孩子多大?

李小萌:大概四五岁吧。

樊登:四五岁的时候,然后上公交车,李小萌老师找不着零钱了,在那儿翻。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上来吧,不要交钱了。他就有这个权力。

李小萌:当时还是蛮吃惊的。因为它是要放零钱、拿一个车票再上去。我当时带孩子,然后背着一个双肩背包,站在车门那儿,翻不出零钱。那个司机是一个黑人,他就说:“你上来吧,你坐在这儿。”我就一路忐忑,因为咱们觉得如果不交钱就会被拒绝上车。我一直在翻也翻不到钱,后来找到一张二十块钱的纸币。下车前我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个。他说你拿着吧,我说那谢谢你。然后,“等一下!”他“咵”又打出一张票说:“回程的时候用这个,这是今天的礼物。”我当时想,一个司机,他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力,至少是他有这样一个心力。

然后最近带孩子去北京朝阳大悦城那个电影院的时候,我也感受到同样的反馈。我女儿想去看一个非常孩子气的动画片,然后我就跟她商量,说:妈妈在外面有工作,找一个茶馆看书,电影散场之前在门口等你,行不行?她同意了。我说这小孩儿还挺大胆的。然后我就把她送到检票口的地方,她就进去了。然后那检票员戴着口罩,是个男孩,就很困惑地看着我怎么不往前走。他说:您呢?我说:她单独去。他就一瞬间停了一下,说:您把孩子叫回来。我以为他不让,我说:不能单独吗?他说:您跟孩子说,散场之后,让她和工作人员讲,她不跟着大家从出口走,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地儿,我怕你找不着。你让她跟工作人员说还从检票口走,妈妈在这儿等她。

樊登:这小伙子心真细。

李小萌:特别细。然后我女儿进去了,我就在外面,等到快结束的时候,我说散场了吗?他查了一下说,还有两分钟。又犹豫了一下,他说要不你进去吧。

樊登:提前给你放进去。

李小萌:等于其实我没有买票,我是人生中第一次在没有电影票的情况下越过了检票口。然后我女儿很愉快地从里面出来,我就跟她讲,叔叔特殊批准我进来,你谢谢他。然后她就“谢谢叔叔”,就走了。

樊登:多好。

李小萌:我就想这肯定是这个男孩的善良,一个真正为“这个小孩别走丢了”的担心。那如果这个机构是鼓励他这样做的,然后整个社会系统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去考虑到孩子、释放对孩子的善意。那孩子就会接收到非常多的善意,他会反射出去的。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时代是在进步当中的,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承载。

樊登:所以最早咱们聊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书可能能够开启一个社会活动。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普遍地改变我们对于孩子的态度。因为在过去,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冷冰冰的售票员,遇到博物馆里有些大声呵斥孩子的人。因为他觉得保证这个地方安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想到,这个社会能不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善意?让孩子看到大家对他们的友好,然后他们的人格养成就会变得不一样。

李小萌:对,当这个社会的系统,比如学校,它能够非常善意地跟家长或者孩子交流的时候,那其实很多的压力就会化解掉。比方说,我的孩子前两天发生这么个事儿:她从九月份到十一月份的线上作业全部都没有做。这是个大事吧?

樊登:要了命了。

李小萌:对,我竟然不知道有线上作业,可能确实是忙昏头了。然后老师在一个线上家长会上就跟我提了这个事儿。我说:哎呀!太对不起了,都是我的错。然后老师说:不不不,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知道你在职场上打拼很忙,还要同时照顾小孩,我只是跟你确认一下,如果孩子的课外作业不是特别多,接下来我会提醒她写这个作业的。

老师用非常柔软的方式跟我讲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可以用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跟我女儿说:今天老师提到这个事了,怎么忘了?咱们能不能解决?她说:好,我做一个自己的时间表,安排我每天回来的时间。这事儿就过去了。

如果老师是贴了一个标签,认为我只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不是一个在职场上打拼的妈妈,那对我是强刺激的,这个压力我很有可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所以老师通过他对我的体谅,也善待了我的小孩,这是一套互相循环的情绪。

樊登:我们更多的人看到的那套循环跟你这个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是:老师的压力就特别大,老师不但要被校长评估,还要被孩子打分,然后把巨大的压力发泄在孩子身上,孩子如果做不到,再去找家长。甚至有的老师在家长群里吼家长,就导致前一段时间有那个家长愤然退群的事件。然后家长呢,处理不好这种复杂情绪,又把它给到孩子身上。然后你发现孩子的状态就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苦。

李小萌:对,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影响老师或学校的时候,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有一个意识:我们应该是外界压力的一个过滤器,而不是压力的放大器。

樊登:对。而且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脑科学的书,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仍然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让孩子放松,你不能让他紧张点吗,你不能让他焦虑点吗?因为社会上就这么焦虑啊。甚至你这书里也提到了,有人还讲过,你不打他,社会上的人打他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般跟他们怎么解释?

李小萌:我会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能量在相对艰苦的现实当中继续往前走,还会希望明天能有转机、明天太阳照常会升起、转角还能看到帮我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智呢?我觉得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得到爱的能量的输送,他才觉得这个世界是有趣味的、是有希望的,人们是会善待我的。

如果他得到的都是压力、困难,或者是绝望——比方说,那天有一个心理医生就在朋友圈分享一个东西,他说有个孩子说:我的爸爸妈妈替我活了我的人生,我就不用活了。但相反,如果一个孩子一直被善待着、被爱包裹着、被信任,可以自己做主,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好玩的事我没有经历了,是吧?“我要做我自己,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他不会轻易放弃的。这是父母可以努力的方向。

樊登:很多父母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在于他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觉得我打了他,他耐打了,他将来走上社会,皮糙肉厚的什么都不怕。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所有的暴力犯罪分子,小时候都经历过特别残酷的家庭环境。还有那些放弃自己生活的人,并不是说因为打他打得多了,他就更爱自己了。打他打得多他也恨自己。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当你打孩子的时候,孩子不会不爱你,但他会不爱自己。他就会变得更加脆弱,或者更加暴力。但是很多家长不能够理解这一点,他就觉得只要对他严一点,就会更好,所以善意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李小萌:像我书里也写了,同济大学的赵旭东老师,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大咖,他说他观察到这两年到他这儿来咨询的自残的青少年是非常大幅度地在增加。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自残就是不以自杀为目的的自我伤害,有一个女孩夏天来了,穿个长袖子,一撸起来几十道上百道的伤疤,有的愈合了,有的还结着痂。我说那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孩子要提醒自己还活着,痛感让人清醒,因为她在学校是课业、压力、规矩……

樊登:她是麻木的。

李小萌:对。回到家还是这一套氛围,她没有出口。不像过去,大家还可以在院里疯跑啊,同伴之间可以去互相倾诉,隔壁家小二挨打了,我也挨打了,可能大家都差不多,他有个共情的人。现在全部都在死胡同里面,那孩子就需要清醒。然后赵老师就说:我拜托各位家长了,请你们做好孩子的“服务员”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挑战他嘛,我说那您这么优秀,一路这么有成就,你父母也是做“服务员”么?他说别说“服务员”了,我们这60后,父母当时都不能在身边,但我们反而得到一个空间,可以不断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干吗?

樊登:你说到这个,你的书里有一段我很有感触,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留守儿童,一说到留守儿童呢,很多人的态度就是:真可怜哪!真不容易啊!要多帮他们。但是实际上这可能是我们非得给人贴一个可怜的标签。

我上次在深圳遇到一个企业家,他搞教育行业的。我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因为咱们习惯了,你搞教育行业的,又是这么有名的企业家,我就很自然地问他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愣了一下说:樊老师我四年级毕业。上到四年级就毕业了,然后搞教育搞这么大,我说那你这个挺传奇。他说我其实是个留守儿童,我爸妈出去打工了,我就一直在农村长大。后来他告诉我说深圳有一个留守儿童企业家俱乐部,就是有一大批企业家,全是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这让我很吃惊,他打破了我对留守儿童的认知。

后来我回来琢磨一下,觉得有道理。你身边没有父母,和你身边有一个天天揍你的、吼你的父母比起来,说不定没有的这个还好点。它更轻松、更自如,爷爷奶奶没劲儿打他,他们可以在田野里边疯跑,他的天性是得到释放的。我们讲这话不是说留守儿童就好啊,而是说,有的父母做得很糟糕,会起到极其负面的作用,比不在孩子身边还糟糕。

李小萌:对,我在书里也写,一个孩子的幸福人生的密码到底在哪儿?可能如果我们不细想的话,会觉得是财富、名誉或者地位等等。但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能够帮他找到他自己是谁,然后在这个社会上、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能够用自己的角度观察或者改变这个世界。父母能不能帮到他们?就是父母要做的一个功课。

樊登:咱们把每一章的精华跟大家介绍介绍。

李小萌:好啊。

樊登:首先是“对自己的真正友好是精神独立和天赋自由”。怎么让一个孩子能够意识到他自己能够对自己好?

李小萌:首先你要对他好。一般从心理学上分析说,孩子在六岁以前吧,他的自我评价是来自于外界对他的评价的。

这里补充一下之前讲的留守儿童的话题,我当时也是因为采访跑到山区去,我就看墙上贴的那些作文,得高分的都是恨不得有眼泪印的,都是“爸爸妈妈你回来吧,我不要钱,我只要你陪我”。就是当一开始人们没有注意留守儿童的时候,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突然有一天被重视了,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以后,孩子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是可怜的留守儿童。

然后在一群围观的小孩里边,我就看到了一个孩子眼睛是亮的。我就对他很感兴趣,就凑过去跟他聊天。我说:你爸爸妈妈也在外面打工?他说也在。我说你写的作文也是这种?他说不。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我爸爸妈妈在干什么。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每一个假期,他爸爸妈妈都把他从老家接到上海,他们工作的地方,用休息日带他去看上海什么样,参观上海的博物馆、一起拍照。

后来我就去他的家,那个枕头底下压着一个相册,翻得有点烂的、松散的,就是他跟他爸爸妈妈在东方明珠等景点的各种合影。他说我想他们了就看看这个。我说那你想让他们辞掉工作回来陪你吗?他说不,我爸爸说了,我们各自努力,他们负责挣钱,我负责好好学习。

樊登:真好。

李小萌:他心里没有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谓的陪伴和养育,不是说分分钟揪在身边,而是心理上觉得他重视我、他爱我。

樊登:孩子要的是爱。

李小萌:对。他说我妈打电话,一般都是让我说。我说他妈妈好会当妈妈,有很多妈妈是有天赋的,就是她不用读这些书,不用看我们这些,她那个爱、那种对孩子的体察,就在那儿,她就能做到很多正确动作。

樊登:怎么才能够让一个孩子爱自己,让一个孩子能够发掘到自己内在的价值?

李小萌:我觉得真的是首先大人要先爱他。因为从孩子零岁到六岁这个过程中,他对自我的评价常常来自于周围的环境或者父母对他的评价,就像照镜子一样——白雪公主后妈的那个镜子。如果对他说:你是好的,你是体谅别人的,你能够把房间收拾得很好,你也喜欢跟小朋友分享等等,他就会这么认为自己,然后他就会这样去做。随着他年龄长大,他会慢慢地再去寻找,我究竟是怎么样?但他的起点是一个正向的理解。如果你反复说:你这个傻孩子,你这个笨孩子,你这孩子这辈子就完了。他真的认为他完了,他再想挣脱这样的一个外界判断,就太难了。

樊登:这个叫催眠,每天对着他催眠。

李小萌:对,正向催眠嘛。

樊登:孩子会逐渐地长成你嘴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李小萌:很多孩子的缺点或者问题,本来都是一个无意间的行为,被我们捕捉到之后,反复强化,就成了他身上的一个真正的特点了。父母的这种自我觉醒,或者意识,还是挺重要的。

你好,小孩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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