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2.第一部分

《新华字典》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咱们查字典，很多时候是去查一个字的意义和用法。最新版《新华字典》正文的第一个字是“吖”，（口字旁，右边一个“丫头”的“丫”）。有一种有机化合物，叫做吖嗪。《新华字典》对它的解释是：“有机化合物的一类，呈环状结构，含有一个或几个氮原子。”这个解释，我拿我的小外甥女由之测试过，小朋友说，“指的是某种物质，形状是圆的。”当然了，这个字因为涉及化学专业知识，算《新华字典》的释义里难度大的。说明一下，由之是个七岁半的小朋友，即将升二年级。但我绝不是想说这个小朋友聪明，我是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释义的汉语工具书。白话文释义，这件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急迫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文盲太多了。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48年，那时候，金克木先生刚刚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当教授。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这么写：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词典》等等，城外传来的炮火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那是1948年4月，北平围城之际，五位北大的教书先生，凑在一起，讨论的不是个人去留，而是编纂一本新字典，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那些先生们谦逊地说，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而且，他们可不光是坐而论道，从那时候起，五位先生就开始定期聚会，讨论字典编纂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在那个时刻，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积贫积弱，战乱多年的中国，怎样才能有前途，这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肯定是解决方案之一。那它跟字典用白话文释义有什么关系？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字典编纂传统，但古代的字典，并没有起到教育普及的作用。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两部字典，一部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另一部是清代的《康熙字典》。这两部字典，虽然前后相距1600年，但从字典形态来讲，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用文言文解释字义。只要是活的语言，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会变。但问题在于，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经典文献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文言文，成了不可更改的万世楷模。所以，中国的科举制从隋朝确立，到清末废除，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读书人读书写文章，用的都是跟口语渐渐脱节的文言文。到康熙年间，虽说官话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的普通话了，但奉旨编撰的《康熙字典》仍然是用文言文解释意思。这意味着用字典的门槛非常高。就拿一个特别简单的字“大”字来举例，《康熙字典》解释说“小之对也”。其实老百姓根本不这么说话。再比如咱们很熟悉的家禽——鸡，《康熙字典》罗列了古代各种字典的解释，又是“知时畜也（知道时间的动物）”，又是“司晨鸟（掌管早晨的鸟，指雄鸡报晓）”，甚至还有“鸡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鸡僆，绝有力奋（四川的鸡很大，还没成年的鸡，非常有力气）”。解释“鸡”举的例句是从史书《春秋》里摘来的：“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聚积了阳气，属于南方，火属阳，所以太阳出来鸡会叫，是同类感应）”这些别说你不懂，就算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人，看文字也不见得都懂。还真应了那句：你不说我挺明白的，你越说我越糊涂。字典明明是应该帮助人理解字义的，《康熙字典》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由当时字典的功用决定的。你可能不知道，字典在古代中国，不是普通的语文工具书，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图书分类，是归在经学类目下的，也就是说，它是专门用来注释儒家经典的。所以，在清朝末年，不管是《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本来就不是给大众用的，只是为懂文言文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服务。他们的比例，按照前面的估算，不超过人群的1%。这样的字典，反而成了一种文化壁垒，就像17、18世纪俄国贵族们学的拉丁文一样。跟口语脱节的文言文，被认为拖了中国人启蒙的后腿，更拖了国家富强的后腿。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起因。白话文运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提倡口头怎么说，下笔就怎么写。当时，鲁迅、巴金、茅盾写下了最早的一批白话小说、散文。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光有文学创作还不够，白话文运动真正实现目标，是白话文在严肃场合取得合法的、正统的地位。什么是严肃场合？就是公文、新闻、学术著作都拿白话文写，当然，字典也应该拿白话文释义。也只有用白话文释义，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字典的门槛，让刚上学的儿童，或者文化水平低的人，那些占99%的大多数，能看得懂字典的解释。在金克木他们最初的构想里，要编的新字典，就必须用白话文释义，而且举例也要用活的语言，而不是古书里来的。这么一来，字典才能从高不可攀的文化壁垒，变成每个人都用着趁手的扫盲拐杖。到了1949年，硝烟散去，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那时候，识字率比清末提高了一些，但全国80%的人仍然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是非常迫切的社会需求。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是当时出版总署副署长，他曾经在日记里写到：“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急切到什么程度呢？叶先生的日记里写，东北军那边说了，如果有合适好用的小字典，他们马上需要20万册。这个订货量，今天的任何一本畅销书作者，也都会很眼馋吧？1953年，新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终于面世。它不光是白话文释义、编写例句，而且，考虑到当时的使用者文化水平确实很低，字典里还配了大量插图。字典还有附录，涉及生产生活一些重要常识。但是体量并不大，收了6000多汉字，比半块砖略大，携带方便，售价旧版人民币15000元，相当于当时两斤猪肉的价钱。新字典对字义的解释，到底接地气到什么程度？前面说过《康熙字典》解释“母鸡”的“鸡”字，那叫一个晦涩难懂。你再翻翻《新华字典》，那个释义，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家禽，公鸡能报晓，母鸡能生蛋。”12个字，不管是60年前需要扫盲的老农，还是今天6岁的小学生，一下子就能懂。你可能觉得疑惑，这么说好像不太科学吧？但别忘了，一本用于扫盲识字的小字典，有它特定的读者和功用，比起追求所谓科学，说大白话让人懂更重要。这真是最好的知识服务。所以，你就能理解，这本字典一下子就卖爆了，三个月内四次印刷，虽然版权页上标注的印量是50万册，但根据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实际半年内销量差不多是500万册。一部小型工具书，因为本本分分地解决社会真实的、急迫的需求，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