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3.斯诺与中共的关系，中国对其态度与定位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斯诺晚年对红色中国依旧支持，但热度有所降温。对于斯诺，红色中国既保持友谊，又维持距离。斯诺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的一个窗口和宣传员。

了解了斯诺眼中的红色中国，最后我来说一下，《红星照耀中国》对斯诺意味着什么，他一生中与中共的关系，还有中共对他的态度和定位是怎样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的成名作。在到西安之前，他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好奇。而在陕北逗留的几个月，使他在短期内获得了非常多的信息和特别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此后一生对红色中国的基本态度。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支持到老年也没有改变。然而，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信息的浮现，到六十年代，他对红色中国依然支持，但热度显然有所降温。《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第一次面世，一直到1968年，斯诺才进行第一次修订，而他是1972年去世的。1968年这一次修订中，他对正文基本没有改动，但是添加了很多注释，这似乎也在形式上表现出，他对红色中国支持不变，热度降温。新加的注释提供了更多反方向的信息，有时候和正文形成有差别的两种声音。斯诺在注释中提到，1944年自己就发现，毛泽东1936年与自己的谈话中“掩饰了尖锐的党内争吵”。

《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来红色中国提到斯诺时，主要强调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认为他们是一定意义上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仰慕者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优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1936、1939、1965和1970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有在面对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热情听众的时候，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事。斯诺的这些采访是珍贵的史料。我们现在关于毛泽东早年的很多信息，都是从斯诺的采访再翻译回中文的。

毛泽东在家里对斯诺讲述早年经历的时候，在场还有一个专注的听众，就是毛的夫人贺子珍。很多时候，贺子珍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斯诺的采访，不仅让外国人了解毛泽东，也让中国人、党内同志了解毛泽东。而这些自传性的往事，对一个中国记者或者党内同志，似乎不必要说，也不合适说。毛泽东的回忆可以说是在斯诺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他的个人史口述是相当坦诚的。1936年斯诺与毛初次见面，斯诺当时30岁，毛43岁。六七十年代，斯诺几次访华，毛泽东与斯诺之间的确存在旧情。

斯诺去陕北，实际上并不只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发现了陕北，也是陕北方面发现了他，并安排了他从北京到陕北的行程。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共产党显然已经确认了斯诺的左翼倾向。斯诺在中共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到陕北，可以算作一个“国际统战对象”。这一统战工作无疑是很成功的。

北大斯诺墓的墓碑上有叶剑英的题词，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在毛泽东为斯诺发的唁电中，则确认了这种提法，毛泽东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红色中国对斯诺的另一个类似提法是“美国友好人士”，1970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一条简短报道的标题就是“周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夫人”。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美国友好人士”，红色中国一直强调斯诺是资产阶级记者，但他是美国人民的代表。对斯诺的这种定位，可不同于共产党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人士，比如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都是医生。他们对中国事业的参与，既可以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医生的国际人道主义活动，或者是二者的结合。虽然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参加实际战斗的次数应该不会很多。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是什么国籍并不重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一家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国际主义精神需要跨越的障碍。而斯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强调了他的国籍。斯诺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是同路人，但不是“同志”。

此外，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都有中国名字，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而斯诺则一直维持着一个美式名字，也许这并非偶然。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他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的一个窗口和宣传员。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1938年就面世了，与原书的出版只隔了一年，速度很快。这个译本是上海的共产党员翻译的，参与翻译的胡愈之讲述了翻译的过程。当时上海共产党翻译它，是希望借一个美国记者之笔，达到正名和宣传的效果。当时斯诺显然在中国没有名气，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还是小事一桩，《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不为人所知，胡愈之甚至不相信斯诺曾去陕北做过采访。胡愈之把斯诺在陕北的广泛采访和旅行，缩减为毛泽东与斯诺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对斯诺的教育作用。胡愈之说：“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红星照耀中国》，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红星照耀中国》。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

这是胡愈之对《红星照耀中国》的看法。有趣的是，197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书的结尾对斯诺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斯诺是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长期以来，同情我国革命，尊敬毛主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

红星照耀中国 总结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在当时是填补了空白的独家新闻，在现在是一本重要的史料。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青年斯诺，他后来和中共保持了一生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何兴起、又是如何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