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2.斯诺笔下的陕北及红色政权形象

《红星照耀中国》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斯诺对红色中国热情期待与赞美，对白区相当失望。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朝气蓬勃的乌托邦。惊叹于赞美，让斯诺忽视红色中国内部的矛盾与危机。斯诺看到了红色中国现实与古老历史间的重要关联。

前面我给你介绍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背景，下面我再来说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怎样描述当时的陕北，红色政权在他的书中是怎样的形象。

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斯诺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共产党领袖是“超常”的，是“传奇”。他说，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同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是“传奇”。他在陕北的经历和见闻，不亚于一场浪漫的历险，如同做了一场红色的梦，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

对于长征的描述，尤其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斯诺个人的强烈印记。抛弃采访、转述的色彩，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长征部分的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统一故事，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的话是放在引号之中的，而“长征”这一章没有引号，就好像斯诺本人就是亲历者之一。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为了让西方人理解长征的规模，斯诺将长征与西方人熟悉的历史事件相比，而每次相比之下，西方自以为伟大的成绩都显得渺小。同长征相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就如同假日的远足了。

我们知道，在红色中国自己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长征的转折点和最高潮是遵义会议，而遵义会议涉及到党内的权力转换。斯诺在1936年陕北采访中，得到的关于这次会议的信息并不多。在斯诺眼中，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叙述的强渡大渡河紧张动人，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斯诺对长征的热情描述，给西方读者造成了很大触动。书出版后，当时有一篇书评就认为：单是对长征的叙述，“就足以使《红星照耀中国》成为本年度伟大的冒险作品”。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的人民，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共产党身上凝聚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虽然红军的人数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少很多，但斯诺认为红军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红军中各省的人都有。其他中国军队常常按省划分，比如东北军、西北军，而红军则打破了省之间的界限。

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的，长征在这里，可不是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力量的军事活动。斯诺直接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在转移”。同时，斯诺也把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联系起来。他在书中记录了一些历史巧合，仿佛天意一般。在斯诺看来，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恰好基本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他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邓发，恰好是在汉武帝旧宫。而他进入陕北的过程，也被他看作是进入中国悠久历史的过程。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未必准确，但重要的是，他在红色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古老历史之间，看到了一种重要关联。红色中国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更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是中国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一次探险、探秘之旅，寻找史诗之旅，他也的确找到了史诗。陕北就像一个未知的国度，逐渐在一个陌生来客面前展示它的光辉。《红星照耀中国》的全篇，从第一部分的“寻找红色中国”，到最后一部分“又到了白区”，划出了这样一个轨迹：白区——红区——白区。 “红”“白”两种颜色在全书中反复出现，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对比。斯诺在西北的经历，同他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完全隔离开来，自成一体，仿佛时空穿越。他在西安的旅馆里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王先生；在陕北，一个人突然用英语向他问好，然后他才知道这人就是周恩来——这些时候，作为来访者的斯诺，也分享了革命事业的刺激和传奇。

斯诺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在去陕北之前，斯诺对共产党充满了好奇，有“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但他提出的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岂止是“一些”，而是一页又一页上百个问题，满篇都是问号。这些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一连串的，迫切要求回答。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他会问“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不是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

斯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他不愿像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那样，自我封闭在舒适的西式“绿洲”里，不问世事，无视中国的现实。对有着平和、优美假象的北京，斯诺已经厌倦，他要与那些生活在幻境里的外国人区别开来，他要冲出假象，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和死亡，一边是灾民在大批死去，一边是城里的富人有吃的、有玩的。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以这么说，在到陕北之前，斯诺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相当接近了。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和赞美，同他对白区的失望有密切关系。对于白区的人士，包括蒋介石以及他采访到的杨虎城和邵力子等人，斯诺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把握和理解。他了解这些权力斗争和手腕，他在中国有很多阅历，白区长官的行为是他可以预见的，他对他们是一种轻微的嘲讽态度：杨虎城“是一个双妻男子”。邵力子在退出中共后，化身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对话和采访其实就是走过场，他并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真诚，或者真实的信息。同这些人相比，中共人士则是全新的，完全出乎斯诺的意料，使他无法理解和把握，只能仰慕和赞美。在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出了无比的朝气。

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新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

斯诺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邓发。邓发在自己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一点不害怕，特别活泼热情，让斯诺很吃惊。斯诺说：“这是怎样一个中国人！怎样一个赤匪”！之后，斯诺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会的农民自信、开朗，完全不是胆怯的典型中国农民；红军战士是真正地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相矛盾。

如他所说，消极的满足在中国很常见，但更高的快乐则很少见。在斯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都有孩子的品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希望。红军的很多军官不过二十多岁，红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红小鬼则都是真正的孩子。在斯诺笔下，即使年龄较大的红色领袖们，也有孩子气质。他觉得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有“男孩子气”（boyish），老同志徐特立也很像孩子。斯诺还写道：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他后面总是跟了一群孩子”。

可以说，对所见所闻的惊异和赞叹，也造成斯诺的盲点。他对自己听到的讲述深信不疑，看不到红色中国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一片朝气蓬勃的局面，也使他压制了自己的某些潜在的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提供理由，表示理解。红色剧团的演出，本来是“充满了明显的宣传，道具很简陋”。很快，斯诺又会为他辩解“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没有了铙钹的吵闹和假嗓，而且处理的是活生生的材料。”

一些问题斯诺自己没有想出答案，他后来似乎也就将这些问题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对。斯诺其实仍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权，他确信他在红色中国看到这些都有希望实现。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使用暴力。暴力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似乎一直萦绕在斯诺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