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里的中国》4.第三部分

《符号里的中国》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作者提到，在中国文化中，符号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
符号最常见的应用场景是纳福求吉。
例子非常多，我们从书中挑选一个比较特别的。“福禄寿”三星高照图是过年时常见的年画，“福”指有福气，事事顺心；“禄”指俸禄，官运亨通；“寿”指寿命，活得够长。但仔细想，“福”其实包含“禄”与“寿”，为什么不用“福”指代所有好事，或者只提“禄”“寿”呢？
书中提到多个解释，比如福星、禄星、寿星起源不同，中国人很注重“三”这个数字。但有个解释很有意思，古人在“有福气”的众多内涵中，可能格外重视升官发财以及健康长寿，所以特意把禄和寿单拎出来。 你看，中国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凸出要点和细节，或许比分类得当、逻辑顺滑更重要。
有纳福，就有消灾。我们再看，符号纳福求吉这个功能的对应面，辟邪禳灾。 
以前，人们出门做事前有个习惯，要翻黄历。作者提到，“黄历”的“黄”，严格来说，不应该写作黄色的“黄”，而应该是皇帝的“皇”。在古代，历法是统治秩序的象征，研究天文历法的权力是被垄断的。官方会根据历法排列年、月、节气，制作成书供百姓查阅，这就是历书。前一年年底，朝廷会选定日期，颁布下一年的历书。比如，清代在每年十月初一颁布下一年的历书。显然，原本的皇历是指导农业生产的，跟选日子没关系。 
在古代，择日有专门的书，比如有专门讲祭祀吉凶的《祭历》，讲丧葬吉凶的《葬历》，甚至洗澡前都要翻翻《沐书》。随着皇历越来越流行，人们才逐渐把选日子的文字内容附进去，这才有了后来的黄历，也就从皇帝的皇，变成了黄色的黄。
黄历依据什么判断吉凶呢？作者提到多种方法。比如天干地支计算法，通过把五行和天干地支排列组合，得出一套相生相克的信息来判断吉凶。再比如依据星宿来判断吉凶，古人认为，天上二十八宿中一半是吉星，一半是凶星，如果遇上吉星高照，那今天必然大吉大利。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里，宝玉挨了贾政的打，贾母是这样解释的：“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你看，古人会把各种事情归因于星宿。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猜测，古人讲吉凶，或许是要提醒人们三思而后行，避免冲动行事。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以前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所以，古人希望从吉凶理论中获得确定性和安顿感。吉凶理论算得上是古代文化的糟粕，作者给了个说法，由于老百姓养成了出门看日子的习惯，许多商贩便看准时机推波助澜，说自己有某仙人、某大师秘传，通过这种方式挖掘潜在利益，加剧了吉凶理论的糟粕化。 
说完纳福和消灾，我们一起看符号的第三大应用场景，彰显地位与权力。
除了社会功能，符号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解释中国龙这个符号的重要性。由于龙是人为合成的符号，集合万物的精华，所以统治者会把龙与王权绑定。早在商周时期，贵族服饰就已经有龙纹装饰。汉朝以后，绣有龙纹的朝服更是成为皇帝专享。 
作者提到，不只是服饰上专享龙纹，很多统治者还会以龙来神化自己的出身。刘邦是第一位高调宣称自己是龙的私生子的帝王，也就是说，他算得上第一位“真龙天子”。他的做法被后来很多人仿照，传说齐高帝萧道成出生的时候，西方出现了黑龙；唐太宗李世民出生的时候，出现两条金龙；宋英宗赵曙出生的时候，出现了黄龙。
龙这种符号，不只在现实政治中被反复使用，小说家也喜欢用这个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三国演义》中很多处提到龙。有的地方用得比较浅，比如写董卓要当皇帝了，说他梦见龙。有的地方藏得比较深，比如刘备得了荆州后，小说作者借曹操之口说：“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你看，刘备从“困龙”到“飞龙”，小说作者隐晦地表达了对刘备的支持，而在后文中，曹魏逐渐被司马氏控制，这是“飞龙”到“困龙”，也是在对比呈现同样的价值观。
符号还有第四大应用场景，生存与繁衍。
中国人喜欢石榴、莲子，崇拜生殖能力强的金蟾、玉兔正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重复举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的，很多符号往往承担多重功能。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石狮子”这个符号。作者对它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石狮子几乎涵盖了所有功能。首先，它是镇宅护院的神兽，能辟邪；其次，石狮子还能预测吉凶，古人认为，洪水、地震发生前，石狮子的眼睛会发红。另外，石狮子跟古人生存与繁衍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它会出现在中药店柜台上，人们认为石狮子通药性；它会出现在店铺门口，人们认为石狮子能招财进宝。最后，石狮子一直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宫殿、王府、衙门、富商的门口可以摆放石狮子。摆放什么规格的石狮子也是有讲究的，故宫里的石狮子头上有四十五个卷毛疙瘩，象征九五之尊。据说一品王公大臣府邸门口的石狮子是十三个卷毛疙瘩，这样的石狮子又被称为“十三太保”，品级每低一级，就少一个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