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里的中国》2.第一部分

《符号里的中国》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我们先看，“错讹”怎么影响符号的生成和发展。
“错讹”，顾名思义就是符号在形成过程出现了错误，背离了原来的情况。
有的“错讹”是积非成是，也就是说，最初人们不知道出错了，结果文化符号以错误形态延续下去。
比如，我们熟悉的“八仙”，在民间传说中，“八仙”济贫救弱、不畏权势，深受民众喜欢。但作者在书中提到，“八仙”中至少有两位的名字存在错讹。一位是梳着双丫髻、挺着大肚子、手摇芭蕉扇的汉钟离。汉钟离人物原型是唐代或五代时期的钟离权。《宣和年谱》记载“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意思是“我钟离权乃是天下最大闲散之人”，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人们断句断错了，把“汉”和后面的“钟离”连起来，结果把人家的名字误读为汉钟离。之后，人们就这个错误的名字继续找补，说汉钟离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将军，因兵败而躲入终南山，被铁拐李点化后成仙。 
“八仙”中还有一位是倒骑毛驴的“张果老”，他的名字也有错讹。所谓的“张果老”本名张果。他是史书记载的真实历史人物，生活在唐朝。由于张果年纪很大，人们就在他的名字后加了一个“老”字，用来表示尊敬，结果有人误以为“张果老”就是他的本名。
你想，连人名这种最基础的信息都有错讹，更别说与人物有关的故事了。我们都熟悉一句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本书作者经考证得出，这也是讹传。“狗咬吕洞宾”，并不是真有一只狗去咬吕洞宾，“苟杳”是个人名，“苟”是姓，“苟且”的“苟”；“杳”是名，“杳无音信”的“杳”。相传，苟杳和吕洞宾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都为对方做了一件好事，但没有声张，结果互相误解，以为对方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后来真相大白，双方重归于好。本来是一场美好的误会，结果以讹传讹，变成了“咬狗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像这样不经意搞错，然后将错就错的案例有很多，不过，大多数符号在形成演化时出现的“错讹”，其实是人们有意为之的。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动植物被当作吉祥符号，这些符号的吉祥寓意，大多是依靠联想思维而故意形成的“错讹”效果。比如蝙蝠，在西方文化中，蝙蝠与黑暗、神秘、恐怖有关。而在中国古代，由于蝙蝠的“蝠”与“福”同音，所以“蝙蝠”成为一种吉祥符号。蝙蝠常和其它符号搭配，组合出更丰富的寓意，比如五只蝙蝠中间捧一个“寿”字，就是“五福捧寿”；把多只蝙蝠和寿桃放在一起，称为“多福多寿”；把蝙蝠、梅花鹿、寿桃、喜鹊组合在一起，就是“福禄寿喜”；把蝙蝠、寿桃和象征多子的石榴、莲子组合起来，这是“福寿三多”。 
作者提到，古人除了通过谐音来创造吉祥符号，也会根据某些事物的特质来塑造精神偶像。例如，松、竹、梅被中国人看作“岁寒三友”，是高尚气节的象征。其实，最初人们称赞的只有松和竹，梅花非但不在列，甚至被看作松竹的对立面。因为，古人觉得梅花只是“一时之艳”，开一段时间就谢了，哪比得了寒冬中松竹的持久苍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才逐渐肯定梅花，看到它的优点。与其他花朵相比，梅花不仅耐寒，而且在白雪映衬下显得十分高洁。“岁寒三友”这个文化符号，便是在宋代形成的。 
在符号的形成演化中，“错讹”的使用，不仅是为了图个吉利，或寻找精神偶像，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规避麻烦。作者举了“观音菩萨”的例子，“观音菩萨”最初的名称是“观世音菩萨”，但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便有了“观音菩萨”的叫法。 
通过“错讹”的方法规避麻烦，不只体现在人物名称上，也体现在民间的风俗中。就拿清明节来说，今天清明节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扫墓祭祖。但最初，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只跟农业生产有关。清明跟扫墓联系起来，是古人妥协的结果。
先秦时期，扫墓祭祖的时间是每年农历三月三。到晋朝，寒食节变得非常流行。我们知道，寒食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后来，晋朝的统治者觉得晋朝和春秋的晋国存在精神渊源，于是极力抬高寒食节的地位。又因为晋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恰好寒食节纪念的介子推不仅是忠臣，还是孝子，所以，晋朝统治者逐渐引导人们把扫墓祭祖、怀念先人的习俗从三月三转移到寒食节。这个改动到了唐宋时期，出现了麻烦。因为，寒食节要禁火，但唐宋时期的祭祀要烧纸钱。于是，人们做了妥协，把祭祖活动又后移到时间紧随寒食节的清明。明代以后，扫墓祭祖正式成为清明节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