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2.第一部分

《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首先，作者曾瑞龙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宋代国势不如汉唐，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的直接后果。 在历代史学研究家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这两次北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宋朝自建立开始，它的军队就不能打，战斗力疲软。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宋代军队“不能打”的毛病呢？历代学者，甚至网络上的历史爱好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搞杯酒释兵权，让一大批开国名将解甲归田，不再领兵出征。再比如，北宋后来又通过搞枢密院制度，把调兵权和指挥权分开，搞的将士之间彼此不熟悉。还有的研究者说，宋初的疆域版图基本来自后周，失去了陇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这个优良战马的产地，导致宋代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和草原骑马民族抗衡，诸如此类。
不过，曾瑞龙说了，自己并不满意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单一原因决定论”。和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一样，建立之初的北宋，统一过程中培养的尚武精神，还没有丧失；那些在统一大业中，身经百战的强兵悍卒也在。那些能征惯战的开国名将，虽然在杯酒释兵权行动中退隐了一批，但依旧还有很多活跃在军事指挥第一线。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眼中，那些削弱了宋军战斗力的制度。在宋太宗两次北伐的时候，要么还没有创立，要么刚刚建立，还来不及发挥影响。如果我们还满足于那些传统的解释，就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曾瑞龙在这本书一开头，就独辟蹊径，从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的大战略角度，来分析宋太宗启动北伐的原因。
幽云十六州，囊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和山西省的北部。幽云十六州的北部，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一线。两座山脉犹如相连的城墙，屹立于华北平原北部，地势险峻，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防线。这在生产力低下，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无疑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侵袭的天险。
不仅如此，幽云十六州的中部，有两条奔流的大河：桑干河、拒马河。进攻的骑兵在这里行动缓慢，防御方还可以利用河流水系运送后勤补给物资。所以说，幽云十六州地区横贯交错的河流体系，形成了防御北方铁骑南下的第二道天然防线。
在唐朝，这一块军事要地，被称为卢龙镇和振武镇，是唐朝北部边境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地区。不过，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卢龙和振武镇就被契丹人建立的北方草原帝国，辽国，给占领了。
所以说，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收复幽云十六州，不但有军事防御和经济上的考虑，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北宋来说，如果收复了幽云十六州，就等于宣告，自己才是天命所归，能够把整个华夏地区都纳入版图的大一统王朝，恢复了盛唐时代的荣光。
然而，北宋建立时的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射猎为生的游牧民族。在五代十国时期，它收容了大批因战乱而前来投奔的中原，女真人口，利用这些人口开垦耕地，建造城市，发展手工业和贸易，国力大大增强。对于辽国来说，幽云十六州战略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更是南下侵略的桥头堡。但后周的周世宗柴荣，却在959年出兵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洲，莫州两地。从此，辽国和南方的中原王朝，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剑拔弩张，冲突升级的态势，双方边境将领都曾不断出兵越境，进行小规模骚扰攻击和掠夺。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北宋这一边。总体来说，从960年到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他在宋辽边界，采取的是一种弹性防御的战略。这是因为，整个南方的割据势力还没有消灭，根据北宋开国大战略，收复幽云十六州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所以，赵匡胤任命李汉超，贺惟忠等名将，让他们带兵分别驻守在紧贴幽云十六州的瀛洲，莫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河间等地，防御辽军南下，但是不主动出击。 
曾瑞龙分析说，宋太祖时期之所以没有急于对辽国用兵，反映的是文人官僚坚持的“内政主导论”：刚刚统一的北宋民生凋敝，经济低迷，必须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等到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超越辽国之后，再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作战实力，开启北伐。 
公元974年，北宋和辽国在雄州议和。但是，脆弱的和平只维持了几年。这是因为976年，发生“烛影斧声”事件，宋太祖赵匡胤神秘暴死，宋太宗赵光义继位。这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局势呢？
曾瑞龙总结说，宋太宗明白，自己夺取皇位的手段不清不楚，遭受非议的程度，比起哥哥赵匡胤，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于赵光义来说，他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和继位的合法性。南方的割据势力已经打完了，所以只能在北部边疆动手。辽国这个敌人，对于北宋军队来说，无疑更强大，不过一旦打赢，给宋太宗带来的光环也更显赫。 
从表面上看，北宋军事力量是优于辽国的：宋太祖末年，北宋的中央禁军兵力高达19万3000，地方厢军37万8000，可以用来参加对辽作战的兵力高达15到20万。而同时代辽国能够动员的有效战斗部队，大概是10万人左右。 
另外一个让宋太宗觉得辽军战斗力并没有传说中可怕的原因是，979年3月，在北宋消灭北汉的最后一战中，辽国向北汉派出了援军。结果在白马岭，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阳曲县附近和宋军遭遇，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遭遇战。结果呢，是辽军惨败，统军大将耶律敌烈等五员辽国上将，都在这一战中死于非命。 
这一战刺激了宋太宗的野心，他觉得，辽军战斗力不过如此，辽国出兵援助北汉，违背了974年的雄州和议，那北宋大军直接进军幽云十六州，就是名正言顺。
另外，在围攻北汉首府太原的战斗中，北宋军队士气旺盛。比如，一个叫荆嗣的军官，身先士卒，奋勇登城，被打碎两颗牙齿，一只手中了炮石，两小腿都中箭。依旧是死战不退，亲手击毙了好几个敌人，才被战友从火线上抢下来。宋太宗自己为了鼓励士气，也顶盔贯甲，亲临一线，士兵们是倍感振奋。这一切都让赵光义觉得，军心可用，和辽国摊牌，彻底完成统一大业的机会到了。 
确实，这个时候的北宋军队，战斗力确实处于一个峰值阶段。作者曾瑞龙分析说，北宋初年的军队，沿袭了唐末和五代以来军阀部队的传统，就是好勇斗狠。很多五代十国到北宋时代的知名领兵大将，都是胡汉混血后裔，以勇武果敢为荣，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捕捉敌军主力，实施决战，迅速获取胜利。北宋大将王全斌灭后蜀，只用了66天，就是这种速战速决战略的最好体现。 
然而，如果从事后检讨，就会发现，北宋军队内部，隐患已经诞生。首先，赵光义继位后，需要一批自己的亲信将领。选拔的标准呢，就是能够严格执行自己的决策，守纪律，不讲个人英雄主义，能够恪守儒家忠君思想的人。曾瑞龙就举了曹彬作为例子。曹彬这员大将，待人宽厚，廉洁自律，更像二战中的美国五星上将，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和协调大师。但是，曹彬为人谨小慎微，过分听话，而且作战指挥风格太保守，不敢冒险，这就为宋军之后的失败打下了伏笔。 
其次，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个人的统治，方便指挥军队，逐渐开始强调军队的组织纪律性。这就给宋军带来什么变化呢？首先，是皇帝个人不断干预作战，从大的战略布置，到具体战斗指挥的细节，都要过问。其次，是开始强调野战中的阵型。由于缺乏骑兵，北宋军队习惯的作战方式，就是战斗中要保持一个密集稳定的队形，也就是所谓的“阵”。然后，用盾牌，长枪，大刀和弓弩等远射兵器相结合，防止对方骑兵突破，打坚决的防守反击。但是，过度拘泥于阵型，让宋军的战场临阵应变能力，迅速弱化，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