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4.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本文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那么，对亚非拉这些变动中的社会来说，究竟怎么样才能实现政治秩序？那就是政治制度化。亨廷顿认为，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否与政治参与的扩大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步伐。如果政治参与快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的步伐跟不上的话，就意味着参与对制度来说压力过大，超载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像一辆超载的车，很可能会跑不动，甚至翻车，状况频出。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和读书笔记：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后感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 内容介绍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决定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的因素，是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被组织起来的形式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现代化对政治秩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4.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总结

亨廷顿所指的政治制度化，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政治组织要足够强大、完善、覆盖广泛，从而能够容纳不同的社会团体的政治诉求。比如说，原先处在劣势地位的性别或种族想要谋求普选权，或者说工人阶级想要保证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等这些诉求，都能够通过现有的政治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至于走到流血冲突的地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高。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程序的稳定性。一国的政治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政治机构和政治组织，在纵向上表现为周期性发生的政治程序，比如说几年一次的会议、选举、政府和领导人换届等等。如果说这些程序普遍地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和尊重，和平地定期发生，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所欠缺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国家通常面临着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并且刚经历过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种“天降大任”的情形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们集大权于一身，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有足够的权威推动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变身为“伟大的立法者”。

但是，他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制度化的权力是超凡领袖个人权威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期待他们自己动手限制自己的权力，又实在是对人性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就此走向了独裁政治，错失了创立常规化的政治制度，例如领导人任期限制和继任制度，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就陷入了停滞。而只依靠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也是最不稳定的。

除了政治机构的完善和政治程序的稳定，亨廷顿还提出，政治组织发展的时机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定水平的政治组织比如说政党，那么很有可能在政治参与逐步扩大的时候，这些政党足以消化政治参与的压力，并且在压力的刺激下，这个国家在制度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如果政治组织建立的时机晚了一步，就很有可能一步差，步步差。

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已经存在了一个初步的政党架构，而当时的泰国几乎还不存在政党，因此当后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要求参与政治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治秩序就比泰国更稳定。

不得不说，虽然亨廷顿指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本书中，更多地是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方向，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仍然有许多的细节不够明晰，定义不够清楚。比如说，他对政治制度的界定自始自终都很模糊，对具体如何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也语焉不详。但是，他的理论被他的弟子，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继承。

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将延续这个话题，为你系统地讲解三种政治制度——国家、法制、负责制——如何相互平衡，创造出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