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经济学》3.第二部分

《赤裸裸的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好，上面我们说了，如何用微观经济学理解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如何看待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富国为什么富裕？穷国怎么变富？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这里，你可能首先就会想到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把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所制造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的市场价格进行加总，就得到了GDP。我们每年见到的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名，用的一般是年度GDP。比如，2020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美国，GDP大约是21万亿美元；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GDP接近15万亿美元；第三名是日本，GDP大约是5万亿美元。不过，以全球标准而言，当我们在说一个国家贫穷或者富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人均GDP，因为它能体现一个国家民众生活的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序的话，2020年的前三名国家分别是卢森堡、瑞士和爱尔兰。美国排到了第五，中国则是第63名。当然，GDP只是一个单一指标。你肯定也听说过很多，反对把GDP作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理由。比如，GDP没有考虑那些不用支付费用的经济活动。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妈妈在家做饭、照看小孩、收拾房间，都不会计算在GDP里面，但是，如果她在外面订餐、送孩子去托儿所、雇一个清洁阿姨，那么这些就会计入GDP。再有，GDP也不考虑环境恶化等隐性成本。如果一个公司砍光一片原始森林去造纸，纸的价值可以在GDP中体现出来，而对原始森林的损害却没有考虑在内。而且，人均GDP只是一个简单平均，没有考虑收入分配。当一个富豪的钱平均到了99个乞丐的头上，可能会得到100个中产家庭，这就会掩盖一国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对GDP最有效的反击可能是，它不能衡量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因为，更富裕并不一定更幸福。在美国有一个调查，1970-1999年间，人们的真实收入上升了，但同时，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从36%下降到了29%。进入21世纪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的调查显示，在生活水平上升的同时，很多人的幸福感却不升反降。诸如此类的，关于GDP的批评还有很多。“每天听本书”解读过一本《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里面也重点介绍过这些批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既然GDP不是衡量经济进步的好指标，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不提出更好的呢？事实上，他们提出过，并且还不止一个。福特汉姆大学教授米利豪夫提出过一种名叫“社会健康指数”的复合指标，里面包括16个社会指标，例如儿童贫困、婴儿死亡率、犯罪率、医疗保险可得性，等等。还有一种名叫“国民幸福指数”的复合指标，涉及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领域，总共包括 72 项指标。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应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发展，比如，不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布，政府的目标不是把GDP最大化，而是把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此外，还有联合国提出过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人均收入、预期寿命、识字率、入学率，等等。听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所有关于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方式，本质上都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经济的发展。那么，再看GDP这个指标，为什么人们即使知道它不完美，却还是很重视它呢？作者指出，这是因为，GDP反映了支撑一个国家经济运转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多总比少要好。虽然GDP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度的提升，但GDP的退步却能明确地提示我们，国民生活的境况正在变差。具体来说，如果GDP增长率是负的，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缩水，工人失业、企业倒闭、生产资本闲置等情况的产生；这些情况的发酵会引发经济衰退、给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之所以看重GDP这个指标，不仅是因为对增长的追求，更是出于对衰退的警惕。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GDP并非衡量经济进步的唯一方式。在本书中，作者也给出了一些除GDP以外的补充指标，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描述一国经济情况，比如失业率、贫困率、储蓄率、政府规模、人口结构，以及能够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等等。好，说完了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咱们再来说说，经济学家对于国家之间贫富差距问题的探索。作者首先指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让贫穷经济体变富的秘方。虽然说，在过去我们看到了一些由穷变富的成功典范，比如亚洲四小龙；但是，目前并没有什么已经被证实的增长公式，能像发展连锁店一样，一国又一国地去推行。不过，有趣的是，对于“富国为什么富裕”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似乎能给出很多答案。比如，有效的政府机构、规范的产权制度、开放贸易，以及良好的公共教育，等等。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些富裕国家的共同特性，那为什么走出贫困还是这么难呢？作者指出，这就像，描述“为什么迈克尔·乔丹是一个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跟真正地像他那样打球，完全不是一码事。类似的，解释“富国为什么能致富”是一码事，为穷国开发一项战略又是另一码事，而后者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前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当广大人民能受到良好教育的时候，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就要容易一些；然而，要建立良好的公共教育，又需要有效的政府机构的支持。那么到底从哪里入手呢？这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一样，很难回答。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帮助穷国致富，但他们给出的很多战略建议都是，一开始得到赞成、最终却失败了。有个古老的笑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失败战略的精髓：有个农民发现他养的鸡在不断死亡，就向牧师求助。牧师建议农民为鸡祈祷，农民照做了，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牧师又建议在鸡笼放音乐，但是，鸡的死亡数量还是没有减少；牧师又想了想，建议给鸡笼重新刷上明亮的色彩。最后，所有的鸡都死了。牧师摇摇头，说：“真遗憾啊，我还有更多的好主意呢。”在“穷国如何致富”这个问题上，作者认为，相比于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富国直接伸出手来援助穷国是更有效的选择。因为，相比于穷国，富裕国家的政府资金更多，也有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因此他们在产业投资、技术研发，以及解决疾病等发展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他还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富国没有尽力去帮助它们。当有无比强大的政治意愿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美好时，境况就会变得更好。”这种国际援助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一国的衰退会迅速跨过国境传播开来，一国的骚乱也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混乱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