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4.第三部分

《人间烟火》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好，说完衣和食，咱们再来说说住。今天为买房和租房而苦恼的人，对这个问题应该很有感触，古人也一样，住是一件不让人省心的大事。说起住，会有两个天然的问题：一是，住哪儿？二是，怎么住？咱们先说第一个，住哪儿？或者说把家安在哪儿？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是人口迁徙，迁徙的原因可能是逃难，可能是行政命令，也可能是完全自主自发的行为，想找一块更好的地方过日子。我这里要说的不是这几种情况，而是讲官员的流动。作者把中国古代精英阶层的居住状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贵族通常都是居住在自己的封地上，新兴的士阶层会四处游走找工作，找到工作后，就在诸侯的都邑里建立新居所。如果他们获得封地，也可能在政治失势后回到封地居住。第二阶段是从秦汉到隋朝，中央官员住在首都附近，地方长官居住在政区所在的城市，而数量众多的地方佐官是在本地居住。地方佐官拥有大量土地，有自己的庄园，他们的根在土地上，过田园生活是常态。像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就是如此，他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不想干了，就能“归园田居”。第三阶段是隋唐以后，官员全部由国家选任，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就是不能在本地做官，这是为了让官员不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保障政治清明。这样一来，大部分官员没有足够的土地保障基本收入，官员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强，因此，他们需要搬到城市居住，在异乡购置房屋和土地，死后可能也要埋骨他乡。像欧阳修是江西吉州人，后来到安徽颍（yǐng）州做官，最后，他和母亲都安葬在颍州。 说完“住哪儿”，再来说说“怎么住”，也就是住的方式，其实无非就是买房、租房和住店。对今天的人来说，买房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对古人来说同样如此。作者讲到，“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出身并不好，49岁的时候，才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一套大房子，他满心骄傲和欢喜，写了一首《示儿》，说：“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意思是自己白手起家，辛勤奋斗了三十年，才买下了这套房子，他后来也是在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韩愈曾官至监察御史，被称为“百代文宗”，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尚且要奋斗三十年才能买房，还真是应了那句话，“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很多人买不起房，就只能靠租房。在大城市租房并不难，但要租到好房子也不容易。书中提到，北宋时期，王安石要从金陵调回开封任职，他先派儿子打前站租房，因为他想住在司马光家附近。不过，作者说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一般来说，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地段，租金肯定高。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谁家里藏书丰富，那么，他家附近的租金也会跟着上涨，因为士大夫都想跟他凑近一点，方便借书来读。除了买房和租房，还有住店。在古代，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营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上，驿不是什么人都能去住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官方的“介绍信”。当然，旅行途中也有私营旅店，普通人可以住，但要提防“黑店”。作者说，中国的旅店业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史记》里记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一条法律而遭到店主拒绝，因为那条法律规定，“舍人无验者坐之”，意思是收留没有证件的旅行者要坐牢。你看，商鞅的惨死，其实是自己一手铸就的。在古代，路上的住宿不像今天这么便利，但城市里的旅店业还是发展得不错。在宋仁宗时期，东京的邸店有官私两种，其中官营邸店有26200间客房，年收入额大约13万余贯。邸店的利润极高，所获利润被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