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好,我们说完了“任侠习俗”的起源,与其在民间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任侠式关系的影响是如何浸入汉朝的官僚系统的。
在讲刘邦那一节的时候,作者提到,刘邦曾将属下任命为中涓、舍人这样的官职。但实际上,这些官职的名称是来源于战国时期贵族的贴身家臣,而这些家臣与宾客的身份差不多, 他们与主人之间存在任侠式关系,所以刘邦将自己的追随者命名为中涓、舍人,进一步验证了刘邦集团的任侠性质。不仅如此,增渊龙夫还通过这个官职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一出历史侦查戏。
增渊龙夫说,当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有很多人把中涓、舍人的官职更换成了“郎”,有意思的是,在秦汉的官僚系统中,“郎”是极其重要且核心的官职。在这里,增渊龙夫提出问题,那么秦汉时期的重要官职“郎”难道就是从战国贵族的家臣演变而来的吗? 如果是,那么,可以说战国时期主客之间的“任侠习俗”也通过“郎”这个官职,被移植到了秦汉的官僚系统中。
这里,我要先跟你说说“郎”这个官职。“郎”官非常特殊,虽然也不是什么高官,日常职责就是在君主宫中的廊下担任侍从,以及给其他的部门干干杂活 ,比如李斯就曾给秦王当过郎官 ,但是“郎”却往往是通向核心朝廷和地方高官的必经之路。
以汉朝的选官制度为例,无论是父兄子世袭、訾选,还是举孝廉的察举制,第一步都会被选为“郎”。经过了郎选的阶段,接下来才会有可能被提拔为中央高级官僚,或是被任到地方上作为郡县长官。增渊龙夫表示,汉代大部分的中央高级官员和郡守都是郎官出身。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吧,比如太史公司马迁,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的大将军、大司马霍光,司马相如,还有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等,他们一开始都是先通过做郎官,再被提拔为别的官职。 特别是在汉武帝之后,“郎”逐渐转化为提供官吏候补的人才库。 可以说,“郎”官就相当于刚考上公务员的职级,日后的逐步晋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增渊龙夫认为,汉代官僚制的核心之源“郎”官,实际上就是天子贴身的家臣,并进一步推测,汉朝官僚系统中的高级官职都是由战国时贵族的家臣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看似与天子毫无私人关系的的高级官僚,在制度上,也要首先成为天子的“家臣”,再去各官署就职,这就奠定了汉代官僚制度的性质。
所以说,战国时期盛行的任侠式主客关系,通过“郎”官制度,也渗透进了汉朝的国家官僚系统中。
不仅如此,增渊龙夫还发现,在汉武帝正式确立孝廉察举制之后,由于武帝规定郡县有权利决定推荐的人选,所以“郎”官的职位大都由郡县中的掾史担任了。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还记得萧何、曹参和夏侯婴吗?他们都是沛县的基层官吏,并与地痞游侠刘邦缔结了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地方上推选去中央的人选中,也有一部分人将当地的“任侠习俗”带到了中央的官僚系统中。
这还没完,当养客结客的“任侠习俗”在汉代的官僚系统中发酵,官员之间开始培养和形成党派。在这个趋势中,察举制就成为了公卿列侯培植党羽的方法,而“任侠习俗”则成了这种行为底层的逻辑支持。增渊龙夫表示,进入东汉以后,结党成风,产生了“门生故吏”的依附关系,这意味着官员只会推荐自己一党的人进入朝廷,并形成自己的势力圈。最终,这种结党的行为酿成东汉的党锢之祸,导致数百名士大夫和太学生被杀或被流放,并被终身禁止做官,以至于让汉帝国走向了毁灭。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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