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3.第二部分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王夫之的一句话：“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这句话的含义是，当没有中央稳定的秩序来保证百姓的生活，就需要这些有任侠气节的人来形成强者的秩序，也就是自发的自卫型团体，以抵御社会中潜在的危机。 这句话用于形容秦汉之交时的情景，尤为恰当。
随着秦朝的建立，战国四公子式的“封建”贵族阶级已经荡然无存，而在短短的十五年后，秦朝也面临着权力的崩塌。那么，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民间的秩序应当怎样建立？增渊龙夫认为，这些继承了战国时期“任侠习俗”的地方势力，此时就变成了重要的政治角色，登上历史的舞台。 
那么，“任侠习俗”是怎么体现在这些民间势力中的呢？增渊龙夫认为，几乎所有秦末的反抗团体都是建立在“任侠”关系的基础上的。 
比如说，拥立赵王宗族赵歇的北方之雄张耳，年轻的时候，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后来亡命到外黄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娶了当地富豪的女儿并获得其财力的援助，招揽宾客，成为了一方豪侠，后来趁着秦汉之际的混乱，回到赵地，成了当地一股强大的地方力量。增渊龙夫说，张耳的宾客以重承诺、不屈于权势而闻名，曾冒死解救他的儿子。 
再比如，在齐地称王自立的田氏一族，其中田横以任侠气节出名，最得人心，曾有五百门客听闻田横的高义，慕名来投。后来汉朝建立，这些门客竟然不愿在朝廷做官，都为田横殉节而死。 
另外，秦末最有名的民间势力肯定莫过于楚汉两家了。这两家亦不例外，《楚汉春秋》中记载，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犯了杀人之罪逃匿在吴中，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不仅在那里召集了大量的宾客，还养了九十名效忠于他的死士。 
汉高祖刘邦的沛县势力集团更是一个典型的建立在“任侠”基础上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刘邦集团是一个纯粹的、无血缘关系连接的社会势力集团。 
所以，增渊龙夫将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任侠式关系在如何在刘邦集团中发挥作用的。
众所周知，刘邦曾经是个无赖游民。史料中记载，刘邦在年轻时经常犯罪、在乡里游荡，四处寄食，不从事生产，并且还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耳结交，与豪侠王陵称兄道弟，性格豁达豪气。 增渊龙夫认为，这说明刘邦本身就是游侠社会中的一员。 
我们都知道，刘邦后来成了泗水亭长。“亭”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最基层的警察机关，相当于派出所。但在秦汉时期，维护地方治安可没那么简单，不仅要有武力，还要有声望。所以作者提到，地方政府一般找的都是在当地享有威名，又任侠好勇的人来担任亭长，比如刘邦。那么，他们是靠什么来立威的呢？单打独斗可不行，第一，他们必须拥有徒属，也就是追随者；第二，他们还要与地方政府的基层机构搞好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这两样靠的都是他们任侠式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追随者。作者认为，刘邦与樊哙的结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樊哙是沛县的屠夫，而在当时，屠户中很多都具有“任侠”的性格，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信陵君门下的朱亥、战国著名侠士聂政等等。 并且，增渊龙夫发现，樊哙的“任侠”身份在史料中还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樊哙在《史记》中被称作“少年”，而“少年”一词从司马迁的语言习惯中看出，指的就是那些纠集党徒、作奸犯科的任侠无赖之徒。 所以，樊哙作为刘邦下属的代表，他的“任侠”性格也实锤了。
我们再来看刘邦结交的沛县基层政府人员，比如说沛县的功曹掾萧何，他在刘邦担任亭长前就常常袒护他的犯罪，并在刘邦成为亭长后对他长期提供支持；还有替刘邦扛罪的县令史夏侯婴，以及狱掾曹参。他们都曾与刘邦有交情，并且都不惜触犯法律，也要帮助他。 这就体现出任侠关系中信义为先的传统。 
正是有了樊哙和萧何这两股势力的协助，刘邦才能得以在沛县干好维护治安的工作；也正是这批人在刘邦决定起兵的时候，不顾性命地追随他，为他提供帮助，最终得以协助刘邦建立汉帝国。作者认为，在举兵前和举兵后，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一直都没有变，都延续了战国时期的任侠习俗关系。作者说，虽然刘邦不像战国四公子那样风雅，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种更现实、野性的性格。但从义士张良、豪侠陈平都投奔刘邦集团的事实上来看，刘邦是深得战国四公子的真传，在任侠式人际交往的技巧上是非常老练的。 
尽管作者承认，刘邦集团的关系构成除内在的任侠习俗外，还有外在的类似军律、军法的“约束”，但在他看来，以“任侠习俗”为基础的私人信赖关系，是这种“约束”被服从的前提，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是来源于他与集团内干部的人情关系，而他牢牢地掌握了这种关系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