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4.第三部分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的读书笔记和读后感。追溯了英国代议制的起源和发展，那近现代其他国家的代议制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在基佐看来，以后各国的政治实践，其实都是在分别效仿英国，建立起自己的代议制政府。基佐曾经乐观地预言，代议制政府将是欧洲文明发展的共同方向。那历史是否按照基佐的预测前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基佐离世之后，代议制政府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上面说过，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代议制政府基本确立了下来。此后，英国的各项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国家实力日益强大。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把英国强大的原因归结于英国的政治实践，于是争相效仿。这股浪潮的顶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时，代议制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和法国，战胜了政治上落后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议制似乎没有任何对手了，就连战败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相继模仿英、法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截止到此时，历史的发展似乎验证了基佐的预言。不过没过多久，这些新、老代议制政府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德国，人们以合法的选举程序，将希特勒送上了总理之位，这位政治狂人现在要掉过头来推翻代议制；而法国人的问题是政府更迭太快，好几届政府连一年的时间都坚持不下去，于是政策的延续性荡然无存；就连作为代议制范本的英国政府，也面临着工党和法西斯主义两方的激烈攻击。那应该怎么看待这时代议制政府出现的危机呢？代议制政府还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吗？当时德国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就提出，要真正理解这场危机，就必须回到代议制政府最伟大的辩护者基佐那里。施米特认为代议制政府出现危机的原因有很多，这里我简单说两点。首先，是选举行为的变化。选举是代议制政府的生命线，代议制政府必须通过不断的选举，将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精英发掘出来，把能力不符的统治者淘汰出去。这就要求，选举人本身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和判断能力，不然他们投出的选票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基佐认为选举权应该与一定的政治能力挂钩，不能盲目地实行普选制。他在当时就坚持纳税在200法郎以上的人，才具有选举资格。然而，随着人民主权观念和平等思想的深入人心，普选权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法等国相继取消了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成年男子基本上都获得了选举权。这就出现了一个客观问题，许多人的政治能力还没有通过教育和实践发展起来，他们要么是在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下就盲目投票，要么只是投给那些给自己许诺了某种短期利益的政客。选举行为的品质大大下降了，代议制政府的品质也就难以有保证了。其次，议会中原有的公开协商与论辩变得越来越少，丧失了它发现真理、形成共识的重要功能。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现在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代表，不再是独立的政治行为体，而是归属于某个政党，议员们的观点与主张必须同所属政党的纲领保持一致。用施米特的话说，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政党的办公室里，都是在党员私下的讨论里做出来的。人们不会天真地以为，代表们在走进议会之前，每个人心里还没有主意，非要等到公开的讨论之后才能达成一致。西方的政党制度，让议会里的协商与论辩更多成为一种走过场的形式，议会本身沦为了一种纯粹让代表们进行投票的场所。民众不相信议会还有真正的协商和论辩，这样，代议制的优势也就很难维系了。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当选举行为以及议会中公开协商和论辩都受到挑战时，代议制政府本身就不可能稳定地运转下去了。换句话说，基佐对代议制政府的理解并没有错，只是这种代议制政府的成立离不开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当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变化，动摇了这些前提条件时，代议制政府自然就会遭遇危机。在施米特看来，代议制政府想要克服危机，就必须适应新的历史形式，重建人们对它的信念，并设计出新的机制。当然，这些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解读要讨论的问题了。